海德格尔曾说：艺术是真理的发生，艺术是历史性的。

近代以来，在个体与集体或群体、个人与国家或族群的二元分析框架下，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倡个体价值，但在救亡的形势下，最终还是以集体价值收尾。生活儒学以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为本源，通过重建儒家的形上学、形下学，有效回应中西古今问题，特别是儒学走向现代性、以及其题中应有的建构个体主体性的时代课题。

打个比方，在数学上，要描绘和刻画某一个点，你必须把它放到一个立体的坐标系之中。我自己认为，生活儒学最大、最根本的突破，就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的形而上学→形而下学的二级架构，提出了观念的三级架构：生活存在→形而上存在者→形而下存在者。生活儒学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宏阔视野下，突破传统哲学形上–形下的二级框架，追溯作为存在的生活、及其情感显现，形成生活存在–形而上存在者–形而下存在者的三级视域。[29] 参见黄玉顺：《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——罗尔斯正义论批判》，原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3年第8期。我的思考是：假如把此在的生存中的此在删除（因为作为存在者的此在也应该是由存在给出的），那么，生存其实就是存在，而非生存之外另有所谓存在。

他们各自在社会经济生活、政治生活中的活动也不代表这个家庭，而只代表他们自己。[⑦] 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不同的理论建构，确实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方法论和着眼点的不同。有人说，现在道德差，祖宗水平高。

我想，他说的宋代，肯定是东挑一块儿，西挑一块儿。中国的文吏，都是阳儒阴法，产供销一条龙。俗话说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孩子是自己的好。宋以来，以忠孝治国，也很失败。

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：第一是穷兵黩武，第二是疯狂开发，没问题，都该批判。[2] 洪业《半部〈论语〉治天下辨》，收入《洪业论学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405－426页。

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，好像还没有。它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。孔鮒（孔子的七世孙）投了农民军，死于陈下。《隋书•经籍志》把图书分为四类，兵书、数术、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，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。

做百姓的治于人，责任只在配合（学道德）——除非准备往上爬，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。他所从的周，不是东周是西周。汉高祖吊封孔子，孔子故居，成了博物馆。近代，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，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（或准宗教）的强烈冲动。

学术大一统，宗教大一统，秦始皇都试过，汉武帝是继承者。方术士（简称方士），是理科的知识分子（当时的科研人员，也是迷信家），大家都来凑热闹。

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，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。孔子不能救中国，也不能救世界。

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，但有学术大一统。[17] 18世纪，启蒙时代，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：哲人王（中国皇帝）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，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，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。乱法犯禁的结果，是整顿和归顺。但他们离现实越近，离理想越远。比如传统考据，太旧，应归入清代学术。但这个世界，上下陵替，叛变成风：诸侯执天子之命，卿大夫执诸侯之命，陪臣执卿大夫之命，头顶长疮，脚底流脓，怎么救？ 他的原则是：天子和诸侯，我尊天子。

苏东坡，只看他游山玩水，做诗文。勒南（Ernest Renan）有句名言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，那就请你看看‘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。

生于东周季世的他，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，也顺理成章。古代的理想主义，往往是复古主义，道理很简单。

还是老舍写得好，夜深人静，沙子龙把门关好，一气札下六十四枪，遥望星空，微微一笑，只说不传不传（《断魂枪》）。西方重个人，未必轻集体。

，收入《王国维全集（书信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311页。他说，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，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，根本不可信。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，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。他的听众，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，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。

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，是老传统，李斯害死韩非，已经开了头。（3）孔子提倡忠孝，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，特别是孝悌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。

周公之梦是乌托邦，浮海居夷是赌气话。当时老师说：这是了不得的好书。

国家大一统，是靠学术大一统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他浑身精瘦，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，而且服药，有时会昏倒在地上。

[18] 上引周宁书，123页。港台武打片，杀入好莱坞，很让国人自豪。汉唐以来，孔子拟于王侯，从一介布衣，变世袭贵族。他们不养父母，无孝心，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。

陈涉之王也，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。西人所谓东方，概念很笼统，就像一切非基督教文化，全叫异教文化，不是西方，就是东方。

什么叫国学？我说过，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。他是马上学，马上用，24小时内，立刻见效（次日临政，处决如流）。

其实，这是危险的托付。[16] 乌托邦的本义，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。